修训练场练本领 建荣誉室晒榜样

通过对整个比例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将限制、转发浏览次数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是为了明确入罪标准，更好的维护网络秩序、保障公民的名誉权，而且该手段也确实能够促成该目的的实现，然而该手段并非唯一，尚存在能够实现同等目的的手段，其因此不符合必要性原则，此外，不能证明其所保护的利益大于对言论自由造成的消极影响，因此，该手段是违宪的。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修改宪法序言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2．有关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的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具有现实性，这一方面是指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都是我国现阶段有实现条件的基本权利，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可有效促进这些权利的实现。相反，如果一味地通过维护宪法文本的稳定性来追求宪法权威的树立，就有可能出现宪法与社会现实脱离太久的现象，反而不利于树立宪法的权威。  摘要: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宪法。第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的战略和政策。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司法管理体制，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试验。

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建议在第26条后增加一条，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故而在第10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35 ，在第54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36  。

13 如梁启超曾断言：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比如，蒋介石曾说过：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使中国稳定，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走向富强。......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25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立宪政治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未知的民主共和之路艰难地前行着。

没有民主之实，没有真正落实人民主权，也妄谈共和。关于立宪自由主义宪法观及其核心价值的阐释，请参见唐忠民：《自由主义宪政观评析——兼论宪政的核心价值》，《现代法学》2008年第1期。

34 这5个国家任务目标与毛主席在建国前提出的构建新中国的基本路线的思想一脉相承。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将民族的要素注入国家的概念中，并使国家成为一个将凝聚力量的民族观注入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作为翻译家，严复常借西方政治学家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富强就是其中之一。详细论述请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

第二，1978年《宪法》前言中实现总任务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众所周知，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人民是具有特定内涵的与敌人相对应的政治概念，从该《宪法》第6自然段的表述来看，人民应当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他爱国劳动群众、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50 而全国人民显然不能等同于国家，更不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都要服务于富强，而自由正是基于对富强的功用才得以被提倡。当世界的土地基本被瓜分殆尽时，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综上所述，1978年《宪法》虽然没有出现富强一词，但在总任务的宪法规定仍然可以看做确立了富强的国家任务目标。

类似观点请参见陈玉山：《论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地位》，《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但就其经济的面向而言，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则普遍认为自由制度是富强的基本前提。

在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文件1949年《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行文和注释中均简称《共同纲领》）将富强写入总纲第1条之后，除受左倾思想影响严重的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行文和注释中均简称《宪法》）外，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将富强或类似表述写入宪法前言。  五、结语 富强的国家诉求是百年来中国立宪政治发生与变迁的基础和根本缘由。

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制度文明的过程中，从清末时期的维新富强观到民国时期的共和富强观，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主义的羁绊，并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权力结构模式。这种能量远非古老散漫的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可比。（三）1978年《宪法》中强国的国家任务目标 与1954年《宪法》相比较，1978年《宪法》的序言同样没有出现富强一词，而是在序言的第2段中出现了富强的类似概念繁荣昌盛：……，我国已经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很显然，该表述并未将繁荣昌盛作为国家任务目标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政治理想主义的影响，走了一条强国家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宪法理念则不同, 中国的宪法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 摆在首位的是追求中国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 而把西方宪法所追求的民主、人权等价值降到第二位。[⑤] 自由富强论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现象。

这一变化在近代中国的立宪政治实践中的意义，是一个颇值得重视的问题。  三、中华民国时期的共和富强观及其在宪法文本中的表征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选择了师从英美等国的共和思想，并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设计了三民主义的民权体系。

——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为了救国图存，探索富国强兵之道，他们别无选择，只有选择立宪来统一政治分歧、提振民族精神这一条路了，而日本的立宪政治制度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最为相似。

因为，从早期资本主义列强侵华开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就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文化，但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自由与富强之间的现实矛盾不允许中国师从西方的自由富强论。进入专题： 富强 宪法 国家主义 。

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综述》，《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像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都经历了基督教的洗礼以及自由民主思想长时间的发酵，才有了自由富强的开花结果，而这也恰是自由主义者强调启发民智是国家发展原动力的主要缘由。民主共和思想虽然被诉诸立宪政治实践，但在观念认识上以及宪法文本的表达上却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曲折过程。人们受到了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感染，确定无疑地相信自己不再是虔诚而胆怯地匍匐在君王脚下的顺良奴隶，而是能够左右自己命运的站立的公民。

——[日]西川长夫：《Nationalism与民族主义——以孙文及泰戈尔的民族主义为线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五期。在更大的层面上，以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诞生，标志着西方社会已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残余划清了界限。

现代化的内容被具体的规定了下来，当然其内容已经与西方的普遍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偏差。[⑨]因为，还有大量的未知领土等待被发现，所以殖民者完全无需顾虑，只要插上国旗就意味着我是付出了劳动的，就理所应当占有我发现的土地。

这些宪法文件基本上借鉴了西方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的样式，很少将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注入宪法文本中，客观上也宣扬了自由、民主、民权等西方近代立宪政治的价值观。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富强观及其与立宪政治的关联。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来，民国时期的共和富强观并非自由富强论的翻版，而当时的立宪政治实践更是与西方的立宪政治实践相去甚远，不过是假借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实现富强的手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统治者通过民主政治的教义将民族主义注入人们的心中，国家机器不再是听从君王一人驱使的傀儡，而是渐渐成为国家或者民族追逐整体利益的道具，利维坦因其融入了整个国家中全部人民的骨血而变得异常强大。因为，倘若只要依法即可对宪法列举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的话，那么人权就不能发挥其防止立法恣意的功能了。2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页。

《共同纲领》第2条45 正是对这一基本政策的宪法规范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如同一辆战车，广大受到近代良好教育的民众如同战车中被打磨得十分精细的零件，他们没有决定战车前进方向的权力，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奉献自己的劳动，使战车向着富裕强大、民族复兴甚至是称霸世界的方向前进。

若今日事自由平等，日言民意、民权，则吾国散乱将亡，则中国千秋万年永失自由平等，吾国民永无民意、民权焉。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国家任务就应当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任务，而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国家任务。

42 第三，《共同纲领》中和平的国家任务目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政治局势尚不稳定、敌对势力还存在的情况下提出的，目的是承诺为人民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内外环境。王人博：《宪政之累——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沉思》，《现代法学》1997年第4期。